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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詹知损微微皱眉道：“粮食乃国之也，但棉花却为货物之类，只不过国朝并无细分区别，皆以夏秋两税而征，农人怨缴纳过多。”

    “这是自然！麦重几何？棉重几何？千斤麦不过一车，千斤棉却大如小丘！农人种棉收获几何也！若无变化，那两税之善政就变成了害民的弊政，如何能不变之？”

    詹知损若有所思道：“先生所说的敢为天下先便是如此？”

    文同理所当然道：“自然如此！应时局之变，对相应之策，制利国利民之法，如此便是敢为天下先！”

    这种道理极其简单，甚至有些粗糙，谁都知道却是谁也不敢回答，在这个时代的官员眼中，这种敢为天下先就是在找死……

    大宋的“祖宗之法”乃是一种政治正确，谁敢轻易改变？就连皇帝都要三思而后行，但在文同这里，却说的如用吃饭喝水一般简单。

    文同看着众人一脸的紧张不由得冷笑道：“诸位心中还在顾虑国朝之法，文某人真为诸位感到悲哀！国朝之日衰难道诸位就能视而不见？国朝之疲敝难道诸位不曾听闻？三冗三费之巨，已压的国朝喘不过气来，连官家都在琢磨变法之事，何况我西北本就以自治为先，心中还想着国朝会治罪，会罢免你们？甘凉的天高着呢！便是塌了也不需你们来顶着！如此之下连改变的勇气都没有，还谈什么主政一方，治理一方？为百姓谋福？！”

    文同说的激昂，湟州官员听的动情，绝大部分官员还是文官，文人出身的他们最大的理想抱负便是用自己的学识造化一方，这是儒家思想多年教育的结果。

    文同的切入点很好，虽没有明说，却把文人的那股子执拗劲给逼了出来，虽很隐晦，可范子渊从他的话中听到孟子那句“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

    回头看了一眼不知何时坐在最后的叶安，再看看教室中一个个激动的表情，范子渊只能苦笑着感叹此等手法的高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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