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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些所谓的救灾良策在叶安看来都是落后原始的方式，只是简单粗暴的用钱解决灾民的问题，用宽松的政策给百姓解绑，并不能实质上进行改变。

    但即便是这样，大宋的救灾政策中有许多都还是首创，是前朝前代所没有的，究其原因，这个时代相较前朝已经发达的太多，思想上的进步也是毋庸置疑的。

    叶安感慨于大宋的创新精神，但还是看不起范仲淹的救灾策略，救灾是多方面的，无论是经济上的调节，还是会制度上的完善都应该遵循一个原则，即以工代赈，在救灾的同时促进发展。

    吴遵路便是开了一个好头，他在通州应对灾情的策略丰富有效，最是值得推广，当然叶安也参杂了些私心在其中。

    在大宋对什么进行改革都是较为困难的，唯独对救灾策略进行改革并不困难，因为在士大夫眼中，这是一件吃力不讨好的差事，即便是风险与收益共存，办砸了的的风险太大，得不偿失不值得去冒险赌上自己的名声。

    这时候谁若是提出好的解决方案一定会被朝臣所同意，因为这一切与他们这些朝官并无干系，若是成功他们也少不了一个举贤任能之名，若是失败，那对不起只有你一个人背锅。

    范仲淹当然能看出叶安想要在赈灾这件事上大展拳脚，这对于他来说同样是一件好事，吴遵路自不用说，他对江淮灾情的关注早就开始，否则通州也不会成为这般世外桃源般的存在。

    三个人都想做实事，只不过范仲淹想要安抚江淮灾情，吴遵路想要让朝廷负起通州身上的重担，而叶安想要改革。

    不得不说这三个人凑在一起还真是互惠互利，意气相投，他们共同的观点很是一致，废除大宋的所有苛捐杂税。

    眼下的苛捐杂税实在太过沉重，尤其是在灾情严重时，大多数的百姓沦为灾民的重要原因便是收入减少的同时无法支付繁琐高昂的杂税。

    大宋的夏秋两税已经是唐时的六七倍之多了，可即便如此，还有大量的苛捐杂税需要交纳，并且这些杂税还都集中在底层百姓的身上。

    无论那个时代，底层百姓的数量永远是最多的，基数最大的，即便是在发达的后世，依旧有着庞大的底层百姓，要看一个时代的好坏，只需看看这个时代的底层百姓生活便可知晓。

    从东京城到通州，范仲淹与叶安见识到了太多的底层百姓生活，但让他们没想到的是，在这个受灾情影响最小的通州，依旧出现了让他们无法接受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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